达磨灭佛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更大的一次灭佛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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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磨灭佛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更大的一次灭佛事件吗
导读:比如说这个皇帝喜欢道教或是儒教,他就排斥打击佛教,甚至不允许佛教存在,历史就将这个叫做“灭佛”事件。佛教从不干政、从不参政,更无与他教或 *** 的政治权利的斗争,佛教以修心觉悟度化众生为己任,不摄世俗名利。所以在历次事件中,逆来顺受,不予抗争,

比如说这个皇帝喜欢道教或是儒教,他就排斥打击佛教,甚至不允许佛教存在,历史就将这个叫做“灭佛”事件。佛教从不干政、从不参政,更无与他教或 *** 的政治权利的斗争,佛教以修心觉悟度化众生为己任,不摄世俗名利。所以在历次事件中,逆来顺受,不予抗争,彰显了佛教的慈悲胸怀。

佛教从两汉时期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在这期间,佛教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曾和儒家、道教以及诸多宗教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历经无数风险,四次面临灭顶之灾,但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称的“三武一宗事件”( “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又称“灭佛事件”。

西来达摩到东土弘扬禅宗法门,成为中国佛教界禅宗的鼻祖,怎有灭佛一说呢。历史上也绝没有达磨灭佛事件。

周礼的简介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载:郑众“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

 《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12]

 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甕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

周礼学术争议

 秘藏之谜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真伪之谜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朝代之谜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古今判若两途。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清代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从文献来看,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有《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经亡佚。最初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周礼典籍评论

 理想治国典制

 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例如,国家的行政规划有以下表述:

 国都。《周礼》国都地点的选择,是通过"土圭"来确定的。《周礼·大宗伯》云: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九畿。《周礼》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周礼·夏官·大司马》云:

 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尚书》中确有侯、甸、男、卫、采等外服的名称,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

 居民组织。《周礼》的居民组织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

 一比:5家一邻:5家

 一闾:25家一里:25家

 一族:100家一酂:100家

 一党:500家一鄙:500家

 一州:2500家一县:2500家

 一乡:12500家一遂:12500家

 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如有天灾人祸,民户之数发生变化,无法满足以上要求时当如何处理《周礼》未曾提及。

 农田规划《周礼》对于"野"的农田的规划,也是整齐划一。《地官·遂人》云: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仅就以上数例,就不难发现《周礼》的制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将国都建在"地中",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系统,遑论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因此,我们说《周礼》是理想国的蓝图。

 人法天的思想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时》)。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豕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简单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

 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历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制礼名目繁多

 周礼是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它的名目繁多,有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他是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工具。如周礼规定了贵族饮宴列鼎的数量和鼎内的肉食种类:王九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七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卿大夫五鼎(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士三鼎(乳猪、干鱼、干肉)。乐舞数量也有差异。礼乐制度自周公制定后,任何人都不能修改。周王有权惩罚违礼的贵族。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西周的礼乐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相传由周公制定。周公所制定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 *** 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

 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

 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周公的制礼作乐,一方面是在总结前人经验

姨妈跟本人就是姨甥关系。你说的是正确的。姨妈,是亲属关系称谓,指母亲的姊姊或妹妹,又称为姨姨或姨娘。有些地方姨妈(姨母)专指母亲的姊姊,母亲的妹妹则称为姨娘。某些地方姨妈专指母亲的妹妹,母亲的姊姊则称姨娘,依据各地风俗有别。

扩展资料:

相关亲属

姨妈的夫亲:姨爸。

姨妈的女亲:从母姊妹,(姨妈家的叫姨姊/姨妹,不是表姊/表妹)。

(比自己年长):从母姊/从母姐/姨姊/姨姐。

(比自己年幼):从母妹/姨妹。

姨妈的男亲:从母兄弟,(姨妈家的叫姨兄/姨弟,不是表兄/表弟)。

(比自己年长):从母兄/从母哥/姨兄/姨哥。

(比自己年幼):从母弟/姨弟。

姨妈的儿婿:从母姊婿/从母妹婿。

一、内外服制度与分封制的不同点:

1、与王室关系。

内外服制度中,王室与附属国是同盟关系,是形式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未必有血缘关系 。

分封制中,诸侯国的主体都与王室有血缘关系,即使无血缘关系也一般通过联姻与王室形成甥舅关系,作为血缘宗法关系的补充。

2、地方居民组成。

内外服制度中,附属国内居民多是聚族而居,有血缘联系。

分封制中,多数封国内血缘关系被打破。

3、对地方控制力不同。

内外服制度中,对地方控制力相对较弱,有的附属国经常与商处于战争状态。

分封制中,诸侯国对周天子的义务更加明确,对同姓诸侯的分封到达边疆要地,周王室的有效管辖范围扩大,形成“天下共主”地位。

二、内外服制度与分封制的相同点:

1、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

2、都是中国古代起过重要作用的地方行政制度。

3、后来都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被逐渐瓦解。

扩展资料:

西周实行分封制是从周文王开始的,文王能够使用前来投奔的异姓贵族的人才,这是他能够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武王灭商后,继续推行分封制,用以维系其政治统治。周公东征胜利以后, 更大规模地推行分封制。据《荀子· 儒效》说,周公封了71 国,其中姬姓之国53 个,其中主要之国有鲁、卫、晋、燕。

其中《左转·僖公二十四年》:“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扛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释义:用政治手腕笼络人心,使之归服。为了预防、抵抗和防御来自外国、外族的侵犯和 *** 。共同防御者不如宗族姻亲,所以分派到各地,广建子国,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

这都说明西周的分封制度是以“亲亲”为更高原则,讲究血统关系,主要分封姬姓贵族为诸侯,另外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得分封一些异性贵族为诸侯,所以分封制也是一个姬姓诸侯与众多异姓邦家共处的制度。

但是姬姓贵族占据优势的地理位置。这种分封诸侯的办法,历史上称为“封建” ,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区别。

——分封制

——内外服制度

  ●之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仁宗嘉右三年,瘟疫盛行,洪太尉奉皇帝命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来朝禳疫。

  洪太尉上山求见天师不成。回至方丈,不顾众道士劝阻,打开“伏魔之殿”,放出妖魔,遂致大祸。他吩咐从人,隐瞒走妖魔一节,假报天师除尽瘟疫,得到仁宗赏赐。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高俅与端王(后来的徽宗)结识。被提拔为殿帅府太尉,对曾打翻他的王升的儿子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施行报复。

  王进出走延安府,在史家村给史进教枪棒。

  史进因擒少华山陈达而和朱武、杨春相识往来。华阴县中秋夜来史家村捉拿赏月喝酒吃肉的史进并少华山三好汉。

  ●第三回

  史太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三头领杀退县衙之兵,去延安寻找师傅王进,与鲁提辖在渭州潘家酒店相遇。鲁达救助金翠莲父女,打死郑屠。

  ●第四回

  赵员外重参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鲁达出逃代州雁门县,金老女婿赵员外送他去五台山,做僧避祸。

  鲁达晚不坐禅,喝酒打人。打造关王刀一样的戒刀和禅杖。假借过往僧人名义喝酒吃狗肉,在半山拽拳使脚,打坍亭子,打坏金刚,要烧寺院,回寺呕吐,给禅和子嘴里塞狗腿,搞得大家卷堂而散。监寺、都寺遣众人来打,鲁达趁酒醉大闹一场,被长老喝住。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长老赠智深四句偈言,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讨职事僧做。在桃花村为刘太 公解除逼婚之忧。假扮太公小女,打了来庄逼亲的桃花山二头领周通,大头领李忠为二头领打仇,与鲁达相认。李忠、鲁达、刘太公三人到桃花山聚义厅,休了亲事。

  智深趁李忠、周通下山劫掠金银给他,自拿山寨金银,从后山滚下而去。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在寺院上了假扮道士和尚,实则捣毁寺院,养女吃酒的崔道成和丘小乙的当,二次复回,被二贼击败,到赤松林,遇到剪径的史进,二次再回寺院,打死崔、丘二贼,烧了瓦罐寺。

  投大相国寺管菜园,被一帮泼皮包围。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花和尚力服波皮,从泼皮买酒牵猪请鲁智深。智深连根拔直垂杨柳,众泼皮惊服。智深还席,为众泼皮使禅杖,林冲看见喝采,两人结为兄弟。

  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林冲见是高衙内,虽然恼怒,但忍了。智深来助,林冲忍让。

  高衙内思念林妻,富安和林冲好友陆虞候陆谦出卖朋友,请林冲去吃酒。高衙内却哄林妻到陆虞候家调戏,林冲闻讯赶到,衙内逾窗而逃。

  老都管引陆谦、富安见高太尉,定下陷害林冲的计策。林冲中计被擒。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林冲被押开封府。当案孔目孙定与府尹将林冲刺配沧州。陆虞候买通防送公人董超薛霸,要于途中杀害林冲。薛霸、董超一路上百般折磨林冲。在野猪林,薛、董将林绑在树上,说明高太尉陆虞候指使他俩陷害林冲的根由。两人要用水火棍打死林冲。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林冲叫鲁智深不要打董薛二人,与鲁智深分别后,来到柴进庄上,受到柴进厚待。与洪教头比武取胜。

  来到沧州,用钱买通差拨管营,又得柴大官人遗书信照看,免挨一百杀威棒,还开了枷,派去天王堂当看守,林冲深感“有钱可以通神。”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陆虞候再次设计陷害林冲,曾被林冲救过命的店主人李小二向林冲报告了消息,林冲怒寻陆谦不遇。

  管营派林冲管草料场,欲烧死林冲。林冲杀死了差拨,富安,陆谦。

  林冲在一庄上烤衣讨酒,打散庄客,醉倒雪地,被庄客捉住。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林冲被捆至柴进庄暂住。官司追捕甚急,柴进周济他去梁山。

  在酒店吃酒时乘酒兴赋诗一首。发抒对高俅的不满,表现对未来的向往。与朱贵相识,被船接去梁山泊。

  王伦出于嫉妒人心,先不肯收留。后要林冲拿“报名状”来,林中下山等了两天,第三日等得一人,却是杨志。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王伦想要杨志在山,以牵制林冲,杨志不从,只得让林冲坐了第四把交椅。

  杨志乃杨令公之孙,因丢了花纲石,想补殿帅职役,被高俅批倒赶了出来。缠盘用尽,便卖宝刀。遇到泼皮牛二,无理取闹,杨志性起用刀杀了牛二,被监禁于死囚牢中。众人见他为东京街除了牛二这害,多方周济。又被送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留守梁中书见杨大喜想通过演武试艺,抬举杨志。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杨志枪胜周谨,箭胜周谨。又与索超相斗,不分胜负,两人都被封为管军提辖使。梁中书与夫人商议收买十万贯礼物玩器,选人上京去庆贺蔡太师生日。

  朱仝、雷横巡捕贼人,在东溪村边的灵官庙里抓住赤发鬼刘唐。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晃天五人义东溪村

  晃盖设计救了专门拜访他的刘唐,以甥舅相称,瞒过雷横。又送雷横银两。刘唐向晃盖说知梁中书要用十万不义之财买来金珠宝贝庆贺蔡京生日,“取之何碍。”晃盖曰:“壮哉。”叫他安歇,从长计议。

  刘唐去赶雷横,要追回晃盖送的银两,与雷两扑刀相斗,吴学究铜链相隔,晃盖赶来劝住。晃,吴,刘三人计议智取梁中书不义之财。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等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吴用向晃盖,刘唐介绍三阮。并连夜起程行百二里地,来到梁山泊边的石碣村。

  阮氏三弟兄充满对官府之满;而对梁山泊好汉则生羡慕之情。吴用因势利导,说转三阮。

  六好汉在晃家庄设誓化纸;公孙胜强求会见晃盖,与晃盖说知取不义十万贯之财的事。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七星聚义,在黄泥冈东十里路的安乐村白胜处安身。

  梁中书要杨志送宝,杨志不要大张旗鼓,而要扮做客商。并要老都管、两个虞候都听他的,不要在路上闹别扭。一行十五人,出北京城,取大路往东京进发。

  正是五六月天气,酷热难行,军汉倒地。七个好汉装做贩枣子的小本经纪人,白胜装做卖酒的,八人使计用蒙汗药药倒众军汉,老都管,老虞候。

  杨志喝得少,起得早,要跳冈自尽。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杨志不忍自尽,下冈而去。

  做制使失了花石纲,做提辖又失生辰纲,只好投二龙山落草。

  鲁达杀死郑龙在二龙山落草。

  都管,厢禁军回京谎报杨志勾结贼人,盗走珠宝,梁中书告知蔡京。蔡京命令府尹捉拿贼人。府尹责成缉捕使臣何涛限十日捉拿贼人上京,何涛为之烦恼,兄弟何清向他说出了晃盖与白胜。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晃天王

  何涛、何清兄弟到府尹告状,拿来白胜,搜出脏物。何观察等人于郓城县捉拿晃保正,遇到押司宋江。宋江稳住何涛,飞报晃盖。

  捉拿晃盖的朱仝、雷横放了晃盖。何涛回禀府尹,带人捉拿三阮。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晃盖梁山小夺伯

  何涛带领官兵捉拿三阮,何涛被割耳放走。众好汉上梁山,王伦嫉妒,不肯收留,吴用计激林冲火拼王伦。林冲仗义,杀死五伦,吴用要林冲坐之一把交椅,林冲辞之。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晃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林冲推晃盖为首,吴用,公孙为辅,自己坐了第三把交椅。

  吴用施计,大败官兵,捉拿黄安,得了不少人马船只,获财物金银无数。方针救白胜谢宋江。

  宋江济阎婆之困,阎婆为谢宋江,把女儿婆惜与宋江作妻。婆惜与张三通奸。

  刘唐持金谢宋江,宋江收晃盖谢书。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阎婆硬逼宋江与女和好。未成,宋江欲给王公棺材钱,发现招文袋忘在家中,招文袋里有晃盖书信和谢金。回到家里,为婆惜陪话婆惜不给招文袋,以官司相逼,宋江将刀杀之。

  阎婆骗宋江至衙门告状,众公人不捉拿宋江。唐牛儿又来隔开阎婆,宋江逃走。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知县想庇护宋江,只把唐牛儿问罪;阎婆再三哭闹,知县差朱仝,雷横捉拿宋江。宋江藏于家中,朱仝有意放走;雷横不捉拿宋太公。两人只抄宋江和父亲断绝关系的执凭公文回县回话。

  宋江与兄弟宋清到柴进庄上躲避,撞见正发疟疾烤火的武二郎,武松正要在病好后去拜访他。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武松被宋江惊出一身汗,疟疾好了。武松要回到到清河县探望哥哥,宋江兄弟两个专程相送,与武松结束兄弟。

  武松到阳谷县地面。在景阳冈打死猛虎。

  知县赏钱一千贯,武松把钱散与猎户。知县抬举武松为步兵都头。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武松遇到哥哥武大郎。行至家中,与潘金莲相见。金莲顿生邪心,调戏武松,被武松臭骂一顿。金莲反咬武松调戏她。武松要去东京出差,向哥嫂辞行,遭到嫂嫂冷骂。只劝哥哥安分守己。

  武大只按武松所说行事。西门庆偶见金莲,一日三进王婆门,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到王婆家寻西门庆看破机关,报知武大。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妇药鸩武大郎

  郓哥与武大设计捉奸,武大被打卧床,王婆设计陷害武大。

  金莲用砒霜毒死武大。西门庆心怀鬼胎,宴请团头何九叔,何疑之,看了金莲并武大尸首后惊倒。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何九叔假昏,听夫人言,收下武大骨殖并西门庆给的十两银子。

  武松回家,引何九叔,郓哥到县府告状,知县得了西门庆贿赂,把武松驳了回来。

  武松酒请四邻,寻下*妇、王婆口供,挖了金莲心肺五脏,割下狗头,又到狮子楼把西门庆倒跌街心割下头来,并金莲头一处供于武大灵前。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武松告官,府尹送他到东平县,陈府尹给他减了罪,解赴武松到孟州交割。

  中途遇母夜叉孙二娘,没有喝其蒙汗药酒,假装昏死,二娘来拖,就势按她在地下。菜园子张青出来解除了误会。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张青要做翻两个公人,引武松去二龙山落草。武松不教伤害两个公人。

  来到东平府,不主动给差拨行贿,愿挨一百杀威棒。多亏施恩相助,未遭杀威棒、盆吊、土布袋之刑。小管营施恩厚待武松,言说要他将息半年三五个月,有事相央。武松听了不吃酒。去天王堂前把那三五百斤重的石头只一撇,打下地里一尺来深,又掷起,离地一丈来高,神力惊人。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施恩告诉武松与蒋门神争夺快活林失利一事,武松要立即为施恩报仇,并与施恩结为兄弟。

  武松喝了许多酒,来到快活林,在“河阳风月”酒肆将蒋门神夫人丢进酒缸。给蒋门神使了个玉环步,鸳鸯脚,打得蒋门神告饶。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蒋门神把快活林酒店时还旧主施恩。施恩敬重武松,重霸快活林。

  张都监请武松来家,酒肉相待。灌醉武松,设计擒拿,指使知府将武松下入死囚牢里。

  施恩给康节级、叶孔目各一百两银子,以保武松性命。武松被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半路施恩送衣送吃,备说蒋门神复夺快活林之事,在飞云浦,武松杀死四个公人,奔孟州城里来。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武松在鸳鸯楼,杀死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连夜越城而走。

  孟州知府着人缉拿武松,张青介绍武松到二龙山宝珠寺鲁智深、杨志处去。孙二娘母夜叉教武松打扮成行者,当时来到蜈蚣岭,与庵里假扮出家与女人调笑的先生斗将起来。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在蜈蚣岭杀了王道人。救了张太公家女儿,来到白虎山孔太公庄上,为讨酒肉,打了孔亮。跌进溪里,醉中被孔明孔高捉拿,却被在此庄上居住的宋江搭救。武松表示要去二龙山落草,“异日不死,受了招安。”宋江鼓励他归顺朝廷青史留名。

  宋江夜来清风山,与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相会。

  王矮虎,劫一妇人到自己房中,宋江问明是花荣同僚刘高的妻子,便跪拜在地,要王英放她回去,并许下日后与王英娶一个妻子的诺言。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宋江投花荣处,劝花荣与刘知寨和好。

  元宵佳节,宋江月夜鳌山前观灯,刘知寨夫人指他为贼,刘知寨派人捉了,花荣带人救回宋江。宋江当晚去清风山躲避,又被刘高所捉,青州府慕容知府派镇三山去刘高处押来宋江,黄信与刘高设计骗花荣到清风寨内,和宋江一起解青州府来。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清风山三好汉燕顺,王英,郑天寿拦路打败黄信,抢回宋江,花荣。

  慕容知府派秦明来清风山,秦明跌入陷马坑被活捉。众好汉挽留,秦明不肯背负朝廷,来到青州,慕容知府不开城门,言说昨夜秦明引人打城杀人,并把秦明老小头割了拿给秦明看。秦明只好退回。宋江、花荣说明这是要秦明死心塌地的计策。宋江把花荣的妹妹许与秦明。秦明单骑来清风寨,说转黄信入伙。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传说朝廷要来征剿,宋江要大家去梁山泊入伙。中途宋江收到宋清家书,知父病丧,在本乡村口张社长处听到老父不死,大骂兄弟写假书信。宋太公说明怕宋江落草,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因此叫石勇捎书去叫他回。宋江拜了父亲,当晚即被新来都头赵能赵得团团围定。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宋江主动就缚,被刺配江州牢城,宋太公相送,教宋江不可入伙,免做不忠不孝之人。不虞中途被刘唐截住,宋江借刀自刎,不愿落草,严尊父教,揭阳岭在李立酒店被蒙汗酒麻翻。在扬子江撑船为生的李俊赶来相救,李立劝他不要去江州,宋江不肯。在揭阳镇上资助卖膏药的薛永,被一大汉所打。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张艄公(张横)救宋江过浔阳江,在江心几乎被谋财害命,李俊赶紧来相救。与揭阳一霸穆弘穆春相见。

  宋东来江州府,蔡九知府(蔡太师第九子)当厅。管营着宋江做了抄写文案的人。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戴宗向宋江索取常例银,宋江不给,取出吴用书信,与戴宗相认。

  宋江与戴宗手下的小牢子李逵相见。李逵拿了宋江十两银子去赌,输了不认账,抢走别人的银两。宋江把银子还给小张乙,并给了被李逵所打之人的将息钱。宋江、戴宗、李逵三人上琵琶亭,宋江热情招呼李逵吃肉喝酒,李逵因放走活鱼,被张顺淹得半死。宋江叫戴宗拿出张横书信,喝住张顺,救了李逵。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宋江来到浔阳楼自饮自吃,吟反诗两首。

  无为军通判黄文炳于浔阳楼上发现宋江反诗,蔡九知府下令捉拿。宋江装疯。蔡九知府闻知是近疯,把宋江下到死囚中,派戴宗去东京报告蔡太师。戴宗被朱贵领上梁山泊,吴用教戴宗赚萧让(书法家)金大坚(雕刻家)上山,假造蔡京回书。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黄文炳道破假回书上破绽,戴宗被打成招,下进牢里,斩首之日,梁山好汉及李逵来救,李逵不分官兵百姓,举斧乱砍,晃盖喝止不听。

  二十九条好汉在白龙庙聚义。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众好汉大败江州官军,到穆太公庄上饮酒。宋江提议攻打无为军,派侯健、薛永、白胜去城内做内应。石勇、杜迁扮为乞丐在城门左右埋伏。用火烧了黄文炳的家。拿走银钱。

  黄文炳从江州回家,在船上被李逵,张顺擒拿。李逵割黄文炳的肉给众领下酒吃。

  宋江表示死心塌地入伙落草。晃盖坐之一把交椅,李逵提出要晃盖当大皇帝,宋江当小皇帝。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宋江不听晃盖劝阴,回家搬取老父,被官军追赶,进还道村避难,在玄女庙神橱里躲避。九天玄女用酒、枣相待宋江,又赐三卷天书,赠四句诗。天明欲回。李逵来救,晃盖又派人接宋太公上山,与宋江相会。公孙胜要回家搬母,李逵也要回家搬母。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李逵回家搬母,途中遇李鬼冒名自己剪径打劫,未杀,给银十两。后知受骗,杀了李鬼,李鬼妻逃走。

  回家见娘,娘双目失明,李骗娘说做了官,接娘享受。哥哥李达回家,揭穿李逵秘密,并去财主家要领人捉拿李逵。李逵给他留下一锭大银走了。李达领人亦不去赶。

  背娘至沂岭,给娘取水,娘被虎吃,连杀子母四虎,被众猎户迎至曹太公庄上,被李鬼老婆认出,曹太公设计灌醉,报告知府。朱贵朱富救得李逵性命,李逵杀了曹太公、里正及李鬼老婆。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晁、宋、吴派戴宗往蓟州探望公孙胜,中途遇见公胜推荐上梁山的杨林;在饮马川遇见邓飞、孟康。又与铁面孔目裴宣相见。戴宗、杨林来到蓟州城未找见公孙胜。一日遇见杨雄与张保厮打,拚命三郎石秀助杨雄赶走张保。二人结为兄弟,杨雄引见石回家与新娶寡妇潘巧云相见。

  戴宗、杨林寻公孙胜不见,回饮马川同斐宣、邓飞、孟康等人一起上梁山。

  潘公、石秀开肉铺。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潘巧云与报恩寺和尚裴如海来往。石秀发现,与杨雄设计捉拿裴、潘。杨雄酒醉回家大骂潘巧云,潘巧云诬陷石秀调戏她。杨雄怀疑石秀,石秀相辞而去,住在客店,五更捉住知情的胡道人,问明底里,杀了胡道,扮做胡道杀了裴如海。自去客店睡觉。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使三火烧祝家店

  杨雄悔误,与石秀到翠屏山杀了潘巧云,和来古坟掘觅东西的鼓上蚤时迁一起,要去梁山泊。

  三人来郓州地面的祝家店吃酒,听到店中小二哥介绍了祝家庄的情况。石秀讨刀未遂,时迁又偷了报晓的鸡来下酒,小二哥发现,叫出几条大汉,被石秀、时迁打跑了。石秀放火烧了酒店,半路被庄客追赶,时迁被挠钩拌倒擒拿了。杨雄、石秀在一酒店遇见曾被杨雄救过命的杜兴。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杜兴介绍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三家誓盟,共拒梁山的情况及李家庄主扑天雕李应。李应修书去祝家庄取时迁,被祝氏三杰臭骂一顿,扯了书札。李应与祝彪在独龙冈前交锋,被祝彪射中臂膀,杨雄,石秀回梁山泊搬兵。

  宋江带两路人马,到独龙山前安寨,派石秀,杨林去看路径,石秀在酒店遇到钟离老人,问了盘陀路,方知遇见白杨树便转弯才是活路,否则都是死路。杨林因不知盘陀路被捉。

  宋江不见石秀、杨林,急于救人,杀奔祝家庄来,中计被围。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五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宋江迷了盘陀路,石秀说明遇见白杨林转弯的道理,并说明烛灯为号的秘密,花荣射灭烛灯,使敌伏兵慌乱,方逃出去,镇三山黄信被捉。杨雄出主意去会李应。李应不见宋江;杜兴说明三庄结盟情况,讲明进攻时间宜昼不宜夜,攻门宜夹攻不宜只攻前门等。

  宋江引三路兵来到独龙冈前。两路兵把住祝家庄前后门。一丈青扈三娘捉了王矮虎。林冲捉了扈三娘。

  晁盖派吴用前来助战,宋江表示破敌决心。吴用献计。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毛太公毛仲仪赖解珍解宝打死的老虎,又买通了包节级,要害死兄弟二人,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及孙新、顾大嫂、邹渊、邹润等劫牢报仇,投奔梁山,适逢宋江两打祝家庄失利,愿作内应,以此功作为入伙之礼。

孔子不姓孔、勾践不姓勾、屈原不姓屈、商鞅不姓商,听起来是不是不能理解?

先秦姓氏有别

姓和氏在现代基本是一个相同的概念,而在先秦则不然,先秦“姓、氏”有别。

周朝宗法制

从整体上说,姓是大宗的族号,旧有的族号,始祖的族号;而氏则是大宗(姓)分出去的支系——小宗的族号,后起的族号,分居地始祖的族号。所以《通鉴·外纪》这样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说文解字》“氏”字下段玉裁注:“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比如微子启为宋氏始祖、蔡叔度为蔡氏始祖、曹叔振铎为曹氏始祖。

要而言之,姓表血统而示女系,氏表功勋(周天子分封诸侯自然是有功者受封)而示男系。如果说,姓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那么,氏就是源于同一父性始祖的被分出去的各支系(别子)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姓的起源

“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白虎通义·姓名》说:“姓者,生也”。《说文》更进一步作了解释“姓,人所生也”。这些皆可以进一步佐证“姓”即“女所生”,也就证明了“姓”确实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姓”字演变

在母系社会中,逐渐产生了八大姓,也被称为上古八大姓,分别是:姬、姜、姒、嬴、妘、妫、姚、姞(另一说:姬、姜、姒、嬴、妘、妫、姚、妊)。现在中国大多数姓氏都是源于上古八大姓。

祝融八姓演变表

根据现有的资料,周代以前的古姓并不多。西周铜器铭文所见的姓,可以明确考定的不到30个。另见于史书者,如《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谓祝融之后分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8姓;又《晋语四》司空季子称,黄帝25子,得姓者14人,计有12姓,即: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据《左传》所载,西周也只有20姓:姬、姜、子、姒、芈、嬴、己、偃、姞、祁、隗、风、曹、厘、任、姚、妘、董、归、允。这里面还包括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姓,如赤狄之隗、西戎之允在内。顾炎武《日知录•姓》谓春秋时代,本于五帝的姓只有22个:妫、姒、子、姞、姬、己、任、风、嬴、祁、芈、曹、妘、董、姜、偃、归、曼、熊、隗、添、允。近人梁启超另举出姚、戈、庸、荀、嬉、嬛、伊、酉等姓。

如果上面没有你的姓的话,你今天的姓很可能是后来的氏。

氏的起源

“氏”字演变

“氏”的甲骨文字形,象物体欲倾倒而将其支撑住的形象,是“支”的本字。随著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氏”演变为姓的分支;到了夏商周三朝,“氏”成为贵族宗族制度的代表和称号,在周朝尤其盛行。

随着同一祖先的子孙繁衍增多,这个家族往往会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处。各个分支的子孙除了保留姓以外,另外为自己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称“氏”。如此一来,姓是一个家族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

氏大量产生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那么氏是怎么来的呢?一般有几种情况:

一、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齐、鲁、晋、宋、郑、吴、楚、卫、韩、赵、魏、燕等。

二、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薛、苏、屈、鲍、商等。

三、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东郭、北郭、东门、西门、南宫等。

四、以官名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上官、侯、帅、尉等。

五、以先辈名字字或谥号为氏,如公子、公孙、庄、康、武、恒等。

六、以职业为氏,如陶、屠、庖、蒲、弈、巫、卜等。

七、以次第为氏,即以兄弟排行或亲属辈分等为姓,如叔孙、季孙、第二、第五等。

商鞅画像

这样,大量不同的氏就由此产生了,其数量远远超过姓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却时常变化。因此往往出现父子同姓不同氏,或姓虽不同,氏却相同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有不同的氏。氏的这些变化往往反映了贵族的地位和职权的变更。如商鞅,他原本是卫国公孙后代,所以又叫卫鞅和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又称为商鞅。

姓与氏的作用

在先秦既有姓又有氏的情况下,男子都称氏而不称姓,妇人都称姓而不称氏。先秦氏的作用,除了表出身地位外,还有限制婚姻对象范围的重要作用。《韩诗外传》:“周公制礼,百世不通。”《礼记·大传》:“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这项制度规定:只要是同姓,不论远近亲疏,即使相隔百代,均不准通婚。为什么同姓不可通婚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郑人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语》曰:“同姓不婚,惧不殖生。”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弊病了。

周制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反之,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如齐国栾氏姓姜,晋国栾氏姓姬,两族就可互相通婚。正由于周制同姓不婚,所以女子的“姓”就成了可否与男方婚配的重要标志。

周代同姓不婚之制,除了“优生优育”外,更有巩固宗法制度的作用。《国语·晋语四》曰:“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在同姓与同姓、异姓与同姓之间,只有通过同姓不婚并以族外婚的形式才能建立与维系同姓与非同姓诸侯国之间的联盟。如姬姓的周王室及鲁、晋等姬姓封国一直保持与姜姓的齐国世代为婚的传统。

由于同姓不婚,所以诸侯国之间,同姓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缘关系。周天子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也称异姓卿大夫为舅子。这样,整个国家都由宗法关系联结了起来,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宗法血缘等级制的封建统治 *** 。对此《诗经·大雅·板》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描写:“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大邦就是国屏障,同姓就是国栋梁,施德就使国安宁,宗子就是国城疆!

秦汉姓氏合一

根据考证,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古姓不过30个左右。但经春秋战国之后,短短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姓就骤然大增。仅据汉代史游所撰《急就篇》这份极不完备的资料统计,汉代已有单姓127个,复姓3个,共130姓。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旧有姓氏体系也逐渐混乱,出现了姓氏合一的倾向。而到了秦汉时期,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自此以后两千多年以来,姓氏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使用的姓氏与秦汉时期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叫中山国(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一带):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有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庭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由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公元前652年春,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才将邢、卫两国从灭亡中挽救回来。

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是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省晋县西),但并未灭掉鼓。当年8月,晋灭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一带),俘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即以荀吴统率大军进,破鲜虞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峭岭)。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俘国君鸢鞮,使鼓成为晋的属国。六年后,鼓被彻底毁灭。

公元前4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4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405年、4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后,中山从晋国的重压下获得喘息,开始介入列国纷争。

公元前494年,中山与齐、鲁、卫共同伐晋,取得晋国的棘蒲(在今河北赵县境内),将之列入中山国版图。前491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七天之后仇由被灭。

外围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灭亡;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中山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开始了复兴。

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部落离开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因此遭到魏国的进攻。魏国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三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退入太行山中。

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候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考古工作者曾在顺平、唐县等地发现了土石混筑的战国中山长城,长城高处约有3米,宽05-25米,做法是两侧挖地基,砌石块做边墙,中间用土和碎石填充。另据专家推测,中山长城可能在中山国西北边界,沿今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于邢台西北。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将王尚迁徙到肤施,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350余年时间,宣告灭亡。

中山国灭之后,其后人后来被秦国迁放太原,后逐渐由太原南迁,分散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并改姓为“易”,“易”姓为中山国王族的直系后代。

中山国兴亡的警示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最早,中山国地处陕北,乃晋之附属小国。内忧外困,不断遭到卫国进攻。它没有坐等挨打,经数十年跋涉迁徙,于公元前506年左右进入河北。从今唐县开始,逐渐占据今保定和石家庄一带,才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这时已近春秋时期尾声,韩、赵、魏不但三家分晋,还要争夺中山。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国内乱,在顾(今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国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像。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

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所以,中国啊,千万不要自傲啊!!!

我祖先的国家因为此失误而亡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