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首先中国文化不管是三千年还是五千年，能够一直传递并且不断层，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和绝不仅有的，我个人认为有五点。一、血脉相传中国人尤其是 *** ，经过华夏族，炎黄传递，基本是一直以来是血统比较纯正的。虽然朝代更迭，也曾经被异族统治，但是
首先中国文化不管是三千年还是五千年，能够一直传递并且不断层，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和绝不仅有的，我个人认为有五点。
一、血脉相传中国人尤其是 *** ，经过华夏族，炎黄传递，基本是一直以来是血统比较纯正的。虽然朝代更迭，也曾经被异族统治，但是总有一部分继续保留，而异族统治期间，没有大力推行汉异通婚这点，虽然边缘化的 ***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反而保存了 *** 的血脉。我们虽然祖先不断迁徙，但是不管走到中国哪里， *** 都很快进行繁衍生息，虽然造成方言风俗的差异，但是本身骨子里的基因没有改变，更多是优化。
二、信仰坚守虽然现代人也有抱怨国人信仰缺乏，但是实际上中国的信仰一直没有消失，对祖先的崇拜和尊敬，我们一直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共同的祖先是伏羲和女娲。我们三教合一也一直没有没取代。国人在这点上，越有年纪反而越虔诚。
三，思想统一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以及汉化的佛家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天人合一，追求顺应自然，自强不息，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传统思想观念即便受到冲击，也绝不会摈弃，这是天道，人伦的基础。
四、尊重历史，记录有序言中国的历史至少从先秦开始就有人记录，一直在传承，不管上古神话时代，还是奴隶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我们通过文字考古以及传说都能一一印证。
五、语言文字统一不管南腔北调，方言俚语，中国的书写和国语都是一直有统一的，这是跟其他地域共存共荣的，既不会放弃地域特色，教育上又有官方语言文字。这就很好保持了它的交流性。
其实我们应该自信我们的文化和传承下去的久远。
两支王朝球队竟然都以0比3输球，中超要改朝换代了吗
中超联赛第29轮大幕落下，降级夺冠的悬念早已破解，亚冠资格的悬念也已经不大。但本轮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是：曾经三夺中超冠军的鲁能和七冠王恒大竟然都以比3相同的比分输球，这是怎么了，中超要改朝换代了吗？
今年的恒大夺得了第7次中超冠军，但与其说是恒大强势，倒不如说是争冠对手的不够稳定导致。今年的恒大在很多场次都已经看到了衰败的迹象：足协杯亚冠相继被上港淘汰，联赛中也曾经以大比分输给富力权健华夏等球队，可以说现在的恒大已经没有了独步天下的实力。随着主力球员年龄老化的问题，恒大也难以逃避盛极而衰的规律。明年对恒大而言，或许会更难。
而山东鲁能来说，前辈们留下的功劳本估计都发黄了吧。尽管在恒大崛起之前，山东鲁能曾经在2006、2008、2010三夺中超冠军，但自从恒大入主中超一来，鲁能不仅与冠军无缘，有两个赛季甚至滑落到保级的境地。今年马加特的球队尽管早早完成了保级，但在亚冠资格的争夺战中却是节节败退，早已不复强队的气势。明年对鲁能而言，估计也很难有大的起色。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 数百年。两支王朝球队竟然都以比3输球，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中超要改朝换代了吗？我们拭目以待。
两晋南北朝的更替的时间和朝代的顺序
小逆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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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更替时间和顺序：
西东晋
1、266年司马炎篡魏，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吴，完成统一。316年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北方陷于混乱，史称五胡乱华。
2、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东晋曾多次北伐。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五胡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南朝
1、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更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60年。
2、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
3、梁（502－557年）历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
4、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陈承衰梁之弊，是版图狭窄、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的王朝，加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手。
北朝
1、北魏，拓跋圭在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从拓跋圭建魏，到公元557年西魏亡，共历十七帝、171年。
2、东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公元550年为高洋所代，东魏共历17年。
3、西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入关中，将领宇文泰迎之。公元535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魏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公元557年为宇文觉（宇文泰三子）所代，西魏共历三帝、24年。
4、北齐，公元550年东魏大将高欢的儿子高洋夺取东魏政权称帝，国号齐，建都于邺，为与南朝的萧齐区别，史称北齐，因皇室姓高，故亦称高齐。公元577年为北周所灭，共历八帝、28年。
5、北周，公元557年，西魏大将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称帝，建国号周，都于长安，史称北周，因皇室姓宇文，故也称宇文周。公元577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为隋杨坚所代，共历五帝、25年。
扩展资料：
晋朝（265年－420年）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之一。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政权。265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国号晋，即晋武帝。
280年，西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但是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晋惠帝继位后朝廷渐乱，领有军权的诸王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晋朝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316年，西晋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于建康称帝，东晋建立，据有中国南方的领土。中原的世族及平民陆续南迁，形成中国北方侨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稳定局势。
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决战奠定胜局。
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420年—589年）由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因为南北两势长时间对立，所以称南北朝。南朝（420年—589年）包含宋、齐、梁、陈等四朝；北朝（439年 —581年）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朝。
南朝皇族主要是寒门或庶族，因为军权逐渐由寒门或庶族掌握，所以能够篡夺皇位 。初期经济逐渐恢复，军力强盛。由于战略错误与北朝军力强盛，使得疆界逐次南移。皇帝与宗室为了皇位时常血腥斗争。南朝梁受到梁武帝改善，使国力再度强盛。晚年国家糜烂，侯景之乱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独霸政局的侨姓世族完全崩溃。
虽由南朝陈的陈文帝统一南朝，但国力已衰，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为胡汉融合的新兴朝代。北魏皇室为鲜卑族，汉族官员受五胡文化影响，多与胡人通婚，鲜卑皇室也受到汉文化的薰陶。北魏被北方的柔然牵制，直到较友好的突厥并吞柔然后才全力对付南朝。后期在六镇民变和农民暴动之后造成实力大衰。
北魏分裂东魏及西魏后，不久分别被北齐及北周取代。北齐主要由六镇集团组成，初期军力强盛。北周鲜卑军比北齐少，政治地位不如南朝陈。最后借由宇文泰开创的关陇集团，吞并政治日趋腐败的北齐。周武帝去世后， *** 杨坚掌握朝廷，通过授禅北周静帝建立隋朝，经营八年之后，发兵灭南陈统一中国。在隋朝统一天下后，合并关东与江南人而形成新汉族，开创出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国。
政权的更替是由多方面原因，组成的。中国的政权更替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没，之一次农民起义，中华人民就有了一种抗争的精神。这种抗生的精神，是容在骨子里的，我们越是压迫越是会抗争。所以当我们接受不了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从而造成王朝的更迭。
朝代更迭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1、积极进取王朝（一般有两个或以上的治世）大概250年-300年；
2、权臣篡位或者帝王过于好战残暴，基本也就几十年。
王朝取代的三种途径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乎三种途径：
之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之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新王朝在战乱中乘时而起，其中有的是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刘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王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大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之代隋等。
第二种途径是王朝的更代采取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代西汉、曹丕代东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像南宋后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汉国和元（这是北方民族之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明末满族所建的清（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落后，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给中原民众带来的苦难是很深重的。
需要处理的三个矛盾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之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
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50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一个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王朝兴亡史的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中，可以认识到：
之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另外，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它应该像陀螺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
中国的地域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周边的环境造成的隔绝只与周边的一些蛮族接触，与世界的其它文明交流是很受限制的，中国的改朝换代总是从内部开始，即使是五胡乱华、金元灭宋、清灭明等等，也都是中原的王朝自己先出现问题的。首先大家想到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一定人口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的减少，这样的结论有一定的道理，每次中国的内乱，均起于饥荒，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国人口变化有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清朝人口远远多于其他朝代，中国历史上长期人口在盛世也就不超过6000万人，一般在4000万人左右，但是清朝在康乾盛世就超过一亿，到民国达到4亿，虽然有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进入中国，但是粮食的产量也没有增加那么多倍，因此在古代发生战乱和朝代更迭的时候粮食并没有达到极限。而且在经济发展后社会也可以产生控制人口的机制， *** 就是增加孩子的抚养成本，因此当今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还实现了负增长，所以实际上粮食问题最终会导致朝代的更迭，但是国家控制粮食问题也是可能的， *** 就是增加抚养人口的成本，生孩子养不起，就不养了，中国历史上杀婴从来就不是什么罪恶，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孩子出生哭出来灵魂才投胎，西方是受精就是生命的开始，堕胎在天主教看来是谋杀，所以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外备受争议。还有人会想到外患，确实很多朝代是最后被外族统治，但是这些情况都是在国家内部先出现了问题以后才被外患所侵略，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这样的外患反而会增加国家的团结，外患带来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的关键。还有人会想到吏治的腐败，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消除腐败，腐败从王朝的开始就一直存在，比如在康熙盛世，腐败也非常严重，而且互相勾结的非常紧密，最后雍正即位后整顿吏治根本无法下手，只能采取暗杀的下策。而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是空前的强盛，但是管仲富比齐桓的生活肯定是腐败横生的。而朱元璋更是以剥皮来对付腐败，腐败也没有消除。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的更大理由就是这些因素在世界其它各个国家业都存在，其他世界各国就没有中国这样激烈的朝代更迭，所以必定其中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我对于王朝更迭个人读史的认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权利不受限制，导致权利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系统的崩溃。中国的王朝一旦建立，皇权就在不断的加强，皇帝被不断的神化，全国的忠君思想也在国民中越来越强烈，皇帝有几乎无限的生杀大权，这与外国的皇帝、国王实际上是很不同的，外国的皇帝本身受很多限制，地方也是分封的，而皇帝之上有教皇和教会，教皇的产生需要经过教区的选举，所以是制约重重的，著名的例子是国王出现经济问题还要破产，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所有人对于皇帝实际上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就会不断地膨胀，在膨胀的背后是官僚体系的人员不断的膨胀，国家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明朝，太祖的后裔到明亡时就达到了4万人，这些人都是天潢贵胄，他们的俸禄是极高的，比一下清入关的20万人口和灭亡时是300万人，就算满清的满族人是人人国家养着，他们的总支出也远远少于明朝享受王侯待遇的4万朱元璋子孙，而且还不算其它的明朝贵族。清朝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不同任何朝代的世袭递降的继承制度，铁帽子王只有六亲王二郡王，对于爵位控制极严，所以清朝容纳的人口也远远高于任何朝代。古代的以禄养廉，其基础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人数是很少的，一个县一般官员就县令、县丞和教官，这样能够吃皇粮的是非常少的，每多一个官，给老百姓的负担绝对不是那个官员的一点点的俸禄，这官要找出各种他存在的理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即使他不贪污也会如此，因为他要证明他的这个职务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一个朝代权力膨胀导致的崩溃实际上体现在其官僚体系的膨胀上，国家的官员在不断的增加，各个级别候补的官员在不断的增加，在一个县下又有带有很多个办差事的委员，不入流的官员和吏得数量大大的增加。对于这样膨胀起来的体系，要让既得利益者放弃利益使他消肿，基本上是没有惨痛的代价是做不到的，历史上的变法图强者也成为了殉道者，就如张居正、商鞅、王安石的被清算。权力的膨胀更主要的是各种监察的职务出来了，权力多了更多的是产生了大量监察权力的需要，当监察膨胀后又需要再监察负责监察的人，如此循环就没有头了，互相的监察是以牺牲体系的效率为代价的。仅以明朝举例，先是各种御史类似的监察官员，然后是锦衣卫，以后还有宦官掌管的东厂、西厂等等，这些监察的人在监查的过程中也要致富，其致富的过程给社会的危害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怕寡而怕不均，权力的膨胀不受制约，社会的不均和不公就产生了，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即使是饿殍遍地，也不会崩溃，从楚汉战争后的灾荒到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政权还是稳定的，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的励精图治和东林党人的理想下，实际上腐败已经比魏忠贤当政时好太多了，国家也没有免除灭亡的命运。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受限制的膨胀下去，权力在国家的政治上没有限制的体制，无限膨胀的结果一定是会产生更加强烈残酷的限制，最后社会就一定能够产生这样的机制，这就是破坏力极大的朝代更迭，把一切都推倒从来，通过革命和杀戮的方式推倒原来膨胀低效的体系而建立一套新的高效体系，然后就是这样的体系再次逐步变得低效和膨胀，新的朝代更迭的循环就又开始了。因此不受限制的权力和权力系统的膨胀，体系的无序度的增加，也就是熵的增加成为了体系破裂的更大动力，熵的降低和有序的恢复一定是伴随着资源和财富的付出的，但是这样的付出是太惨重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次整合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权结构是具有同一性的。这说明朝代更替的起点是相似的。下面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与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绝大多数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制”，只在某些个别时期和个别地区存在“领主制”，而欧洲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领主制”。可见，早在战国末期开始允许土地买卖到后来逐渐形成“地主制”这一过程，似乎就已经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的发展分道扬镳了。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地主制”在秦国确立，并得到了长足地发展，使得秦国成为了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秦朝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可以说，秦朝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的发展之路更加不同。
首先，“地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下来，并且在农业上呈现出小农家族经济的结构。尤其是“土地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后，它就可以买卖，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的垄断、独占的权利可以转移，可以积聚……占有土地就能够获得地租收入。这样就产生了以追逐土地所有权目的的竞争与垄断”（《竞争与垄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萧国亮，1991年）[2]，使得土地成为了获得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费用主要来自农业。由于历朝历代长期强化，农业交纳农业税成为天经地义，俗称其为‘皇粮国税’”[3]。可见，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事实来看，土地成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整个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运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从土地。
其次，“在小农家族经济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结构。这一政治结构由三个要素组成，即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家长集权的专制主义家族以及沟通二者的官僚集团”（《竞争与垄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萧国亮，1991年）[4]。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政体的核心特征。刘顺在《“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1-27）一文中谈到：所谓的“国家主义”，即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而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也正是在这种“君本主义”下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这一传统到汉武帝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此，“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
其三，“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的支持。在刘顺的《“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经济史论2003-11-27）一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大一统”的中国在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必然产生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他说，专制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不是纯粹的“君权神授”，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民意。君主一方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力，一方面要考虑民众可承受的压力。但前者是君主更先考虑的。为了维护集权统治，他必须确保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威胁当政者的两大因素。“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重农”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而“重农”的过程自然而然就要抑制“兼并”，从而给了限制“豪强地主”一个合理性的要求。“抑商”无疑是对“富豪巨商”最直接的打击，打击手段有两种：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二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很缓慢，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人们竞争财富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土地。
由于以上的三点原因，首先在政权结构上，每当前一次王朝覆灭后的传统社会整合过程中，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没有发展并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基础雄厚的农业，而不可能是其他基础薄弱的经济如商业，这些社会阶层要建立的政权必然也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下，建立君主专制国家成为必然选择。于是，政权结构并没有较前面的王朝有所改变，依然是君主专制统治。其次在经济结构上，由于商品经济受到抑制，争夺土地所有权仍然是获得社会财富的最主要手段，围绕着土地所有权展开的竞争与垄断，使得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经济在传统社会长期延续下来。
以上的分析说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次整合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权结构呈现出同一性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传统社会王朝重构的同一性特点。于是，大多数王朝建立以后，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几乎都有着相似的特点，这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呈现出循环的现象提供了起点方面的解释。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终点方面的解释，我将在下面“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中给出解释。
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
新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社会往往呈现出一种百废待兴的景象。首先，为了稳定社会、安抚民心、促进生产的发展，新的政权统治者往往会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打击“豪强地主”，将许多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没收，然后分给建国有功的官员以及普通平民。这样，社会上的土地分配相对分散，自耕农的数目较多，地主阶级拥有的土地相对不那么集中，佃农的数目相对较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其次，由于农业发展较快，自耕农数目多，国家的赋税收入来源充足，赋税收入稳定增长，用于农业生产如农田水利方面的投资较多，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较快。再次，王朝政权刚刚建立， *** 的管理并没有深入到每一个方面，官僚组织机构精简，运行成本低且效率高。第四，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王朝的帝王和贵族往往汲取前面王朝灭亡的教训，生活比较节俭，奢侈消费的欲望暂时得到压制。总的来说，王朝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快，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然而，随着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王朝衰落的因素逐渐滋长起来，并且这些因素的发展具有不可阻挡的内在趋势。最终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王朝衰落成为必然，既而走向覆亡。下面我就来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发展的内在趋势。
1．土地不断集中的趋势
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的集中趋势是历史事实，如“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乡曲”反映了汉代文景时期土地的集中趋势。萧国亮教授在《竞争与垄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一文谈到了集中的原因：“新王朝通过短暂的恢复时期以后，经济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土地所有权的竞争开始趋于激烈，自耕农的数量逐渐减少，他们出现了分化，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沦为佃农……”。他认为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断将会导致土地的集中。这种竞争与垄断的形式表现在各个社会阶层都在极力购买土地。如“今富商大贾，多放田货”（《后汉书集解》，卷28上，第3页）[5]，“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会注考证》，卷81，第16—18页）[6]，反映了商人和富豪贵族购买土地的情形；“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住户而去”（《五峰集》卷二）[7]，“累其盈余，益市田数亩”（张屡祥：《补农书》附录四，《生计》）[8]，反映了佃农和自耕农对土地的追求。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土地的买卖是土地集中的一个原因。不过单纯的土地买卖还不足以导致土地不断的集中趋势。细想下来，自耕农的土地基本能够维持生计，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土地出卖呢？他们难道愿意拿着卖掉土地的钱去当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吗？事实上，自耕农之所以会破产而变卖土地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天然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要有自然灾害发生年份，自耕农便不能自给自足、维持基本的生计；其次，自耕农在农业上的经营不善也会导致自耕农的破产；再次，政治特权等其他因素也可能迫使自耕农将土地出卖；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断增加的赋税使得自耕农破产。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在后面分析“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的时候还会具体阐述。
2．官僚组织机构的扩张
对于官僚组织机构扩张的原因，由于不属于纯经济学范畴，我只是借用别人的分析结果来说明，并且在后面的经济学分析中将其视为给定的。于友法在《中国封建官僚机构膨胀成因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2期）一文中给出了三个原因：其一，管理分散的自然经济与 *** 管理技术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官僚机构的设置趋于膨胀；其二，君主专制集权必然导致部分分权，官僚机构臃肿重叠；其三，君主专制在人事制度上的政治恩赐与竞争机制导致冗员的增加。从现代官僚行政组织的研究理论来看，“帕金森定律”描述了官僚组织机构易于发生而又极难改进的近似病态的多种现象，其中就有一条“冗员增加原理”[9]。这说明，官僚组织机构的膨胀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尤其如此。
3．统治者消费扩张天性
“统治者既然以天下四海为自己的私产、以国民为‘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那么竭天下之财以厌一己之私就是这种权力制度与生俱来的本性——这在统一的皇权国家建立伊始即秦始皇时就充分显露了出来，即班固所说：‘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10] 这种本性使得帝王与贵族们的消费有一种天然扩张的趋势。当然，统治者消费欲望在一定时期会有所压制。在王朝建立初期，政权需要巩固，个人权利需要加强，统治者大多会抑制自己的欲望，勤俭节约。如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明朝的朱元章等。但是，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安定，个人权利基础牢固，统治者的消费欲望便没有了其他约束。没有约束的欲望必然导致消费的扩张。历史上的朝代往往到中期以后，统治者的欲望就会突显出来而一发不可收拾。
4．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
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必然相应地一次又一次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转向诛求无度，直到最后因“民力殚残”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辙。那么，这种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央集权国家财政支出增加的内在趋势。之一，当官僚组织机构膨胀以后，官僚组织的运行成本增加。而巨大的行政组织的运行是要靠国家财政来维持的。这样，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维护行政组织的运行，财政支出需要增加。第二，靠国家赋税供养的统治者的消费扩张趋势也会使得财政支出具有扩张趋势。除开上面的两点主要原因外，“随着统治者集权统治的深入，也会使他们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和边疆战争上”[11]，这也会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从而中央集权国家有加大赋税的倾向。但要注意的是，在财政支出的增加的过程中，消费支出的比例是在不断加大的，社会投资支出如农田水利的投资比例往往有下降的趋势。其次，土地所有权由于内在经济因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趋势，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地主拥有的土地增加。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大部分赋税都是由自耕农承担的，大多数地主阶级凭借其财力与统治者以及官僚勾结，交纳的赋税水平低于自耕农，这样，赋税转嫁到了自耕农的头上，自耕农成为君主专制国家财政收入更大的来源。这样，土地集中带来的自耕农的减少，使得君主专制国家的税源出现不足，但是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必然会导致自耕农赋税负担加重，从而更多的自耕农在原来的土地上无法维持生计而破产，成为佃农，土地集中进一步加剧，自耕农进一步减少，税源进一步减少，于是赋税的增加出现恶性循环的情形。事实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也注意到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恶果，当他们的财政支出需要增加时，便会寻求其他税源来充实税收。最常见的办法是将赋税扩大到商业，加大商业的赋税力度。而在商业方面，赋税的重要来源通常是一些 *** 专卖产品如盐和铁，但这些商品的需求弹性很小，是每一个家庭都很需要的商品。因此，转向商业的税收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负担。而且，各种税收名目的增加，使得各级官吏非法征收赋税变得更加容易。于是，赋税形式从单纯的农业税转变成名目繁多的其他赋税形式，实际上变相增加了农民的税收负担。
5．人口增加的自然趋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统一时期，人口通常都是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的。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可以用生物学上的生物自然繁衍、增长的规律解释：在适宜的条件和环境能够承载的情况下，生物种群的数量呈现出J型增长态势。当然，人类不同于一般的生物，人口的增长不仅受自然环境和食物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中国的文化向来是鼓励人口增长的，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社会的小农家族结构也倾向于人口的增加。于是，在传统社会和平时期，人口呈现出稳定趋势。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总人口7055万人，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达到了19亿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05%。[12]
6．各个因素的综合机制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王朝发展过程的内在趋势。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王朝衰落的必然性。那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王朝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机制是什么呢？下面我将具体阐述这一机制。首先，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以及其他因素如自然灾害、经营不善以及强权政治等导致了土地的初步集中，自耕农的数量减少，佃农的数量增加，地主的土地占有量增加。一方面，自耕农的减少使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税收的纳税人减少；另一方面，大多地主阶级凭借财力与官僚勾结，规避赋税。于是，国家财政收入紧张。其次，官僚组织的膨胀和统治者消费的增加导致国家财政消费支出增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消费支出的增加。再次，财政收入紧张和财政收入增加的要求使得统治者提高赋税水平。赋税的提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更多的自耕农破产，于是纳税人进一步减少，财政收入更加艰难，必然又导致赋税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财政收入艰难以及财政消费收入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对社会公共设施如农田水利的投资减少，从而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缓慢甚至停滞。第五，地主土地的增加导致土地不断集中，社会资源的配置越来越不合理，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第六，一方面，社会技术进步缓慢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缓慢甚至是下降，而人口呈现自然的增长趋势，于是社会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均，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均。于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说，社会呈现出既不公平又没效率的局面，社会出现不稳定，矛盾激化，最终王朝走向衰落直到灭亡。
三、王朝更替的循环性
通过前面“王朝重构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的分析，我们已经分别给出朝代更替的起点和终点的解释。由于王朝建立是起点的相似性，加上王朝走向终点的必然性，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王朝更替的循环性。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似乎始终不能跳出这种王朝更替循环的局面。可以想象，要是清朝末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可能还将继续走传统社会王朝更替的循环之路，传统社会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不像欧洲那样，当传统社会晚期出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起来，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出现朝代更替循环的现象，而是被资本主义革命所推翻，最终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部分 结语
通过第二部分的具体分析与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朝代更替的现象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稳定的机制，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传统社会的朝代更替出现循环。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因素无疑是机制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硬要说经济因素到底具有多大的决定作用、哪种经济因素是最根本的话，我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宏观的概括：中国传统社会朝代循环更替，根本的经济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附于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家无疑具有相似的运作特点和内在变化趋势。君主专制国家机器的经济支持来源于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而这个依附于土地上的国家机器，其运行的内在趋势必然加剧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权内在的变化趋势。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趋势，既不利于对君主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的经济支持，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国家机器运行出现困难，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出现社会动荡。从而，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运行困难的君主专制集权国家最终走向覆亡。但社会的经济根源即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没有发生更本性的改变，同样运行特点和内在变化趋势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又重新出现，并开始着另一轮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