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乌干达屠夫”的伊迪阿明有多凶残？
导读：树大有枯枝，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有昏君暴君，比如非洲乌干达的前总统伊迪阿明就被当地人所惧怕，他执政期间性格残暴手段狠辣，残害了不少人命，因此世人都觉得他极度凶残，对于这种说法到底有什么依据呢？阿明仔被称为全球最残暴的人之一，其爱好是用变态手

树大有枯枝，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有昏君暴君，比如非洲乌干达的前总统伊迪阿明就被当地人所惧怕，他执政期间性格残暴手段狠辣，残害了不少人命，因此世人都觉得他极度凶残，对于这种说法到底有什么依据呢？

阿明仔被称为全球最残暴的人之一，其爱好是用变态手段去折磨别人，甚至有人说他喜欢吃人肉，虽然没有可信根据，但是其残暴是大家公认的，因此阿明又被称为“乌干达屠夫”，百姓们有这样一个凶恶总统无疑是一场“人灾”。1962年乌干达宣布独立，此时任职将军的阿明就趁机出来抢权，到了1970年阿明被官方任为军总司令，于是就更加肆意妄为起来。不久后，乌干达总统发现阿明在私吞军资，于是就派人去抓拿他，由于风声走漏，阿明先发制人，反过来带着军队发动了哗变。

1971年，阿明彻底征服乌干达的各方势力，从而当上总统兼任三军总司令。刚一上位他就立马展开了清算行动，在前后三年间把大部分高级将领跟内阁主要成员换成自己的手下。并且开始用人唯亲，大幅度的任用自己部落的人以及支持自己的人员。

当政治军权掌握牢靠之后，阿明开始以血腥残暴手段去实行的各种种族杀戮以及商业大清算，把大批产业财物占为己有，将不服从他的人统统处死，据说他直接造成了数百万居民伤亡，因此被世人所唾骂。后来伊迪阿明先后当任了7年总统，但还不满足居然想一辈子当下去，于是他就继续害人把威胁他反对他的人逐一斩草除根。

落在阿明手里的人几乎九死一生，会受到各种手段折磨致死。听说阿明还特意发明一组暗号，暗示士兵按照自己的意思折磨残害别人，他的3个暗语可怕至极，比如阿明说：“给他来一套VIP服务”这不是 *** 的意思，而是意味着该人将会受到尖刀割肉，割脉放血，再把血拿去当祭祀品，等到肉光血尽的时候才处死。另外伊迪阿明性格异常的冷酷变态，经常有阴阳怪气的声调说：“给他一杯茶”，此话不是叫士兵真的给茶犯人喝，而是一句肢解的暗号，“让他去睡吧”则是用鞭子把人打成满得血痕，然后挖坑活埋。

伊迪阿明残暴到连家人都不放过，就算自己的老婆也一样用暗语对待，这使得女方承受万般痛苦而死。他先后有过6次婚姻，前3个老婆因被阿明指责走私黄金、大象牙而被离婚，之后其中2人诡异死去，死因不明，另一个妻子亡命逃出乌干达后也神秘失踪了，据说这三个女子，都惨遭了毒手。1975年，五十三岁的伊迪阿明依然老当力壮，看上一个18岁的舞蹈演员萨拉就强行把女方娶进门，并且在非统组织首脑峰会期间，耗费200万美金举行一场浩大隆重的婚礼，然而萨拉之前已有男朋友，双方还同居了，结果嫁给阿明之后，没多久男朋友突然就人头落地了。

1978年，暴君阿明终于被当地人民赶下台，仇家们纷纷要找他算账，阿明自知待不下去就狼狈逃窜到利比亚，但还是觉得不安全，接着又溜到沙特 *** 申请避难。沙特 *** 则答应出面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但不准他接受任何的媒体访问，不能透露任何事情以及今后不得参与政治活动。最终这位被称为世界最残暴的总统伊迪阿明，在沙特 *** 的保护下存活到2003年，然后在当地的利雅得死亡。

种族灭绝通常被视为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特殊特征。这种看法主要源于公元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发生的可怕事件。然而，在古代世界中，也有某些场合也可能被视为种族灭绝。从历史的角度考虑种族灭绝，首先要问清楚什么是种族灭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概念确实发生过，但仍然很难准确定义。

这个词本身最早是在1944年行政长官由波兰作家杜撰拉斐尔·莱姆金（1900-1959）谁结合“geno-”，从构建的字希腊种族或部落字，与“-cide”，来自拉丁词为杀戮。种族灭绝的现代概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莱姆金的工作，他在东欧青年时期发展了他的思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抵抗德国军队的抵抗战士（Elder 2005；McDonnell and Moses 2005）。在他于 1944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被占领的欧洲的轴心国统治》中，莱姆金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目的是消灭群体本身”（Jones 2006：10-11）。阐述现代种族灭绝法律概念的第二个最有影响力的文件是 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其中公约第二条将种族灭绝定义为“意图破坏、全部或部分，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

从那以后，学术界就对这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造成的种族灭绝的确切解释进行了广泛的辩论。然而，可以观察到，一个事件被视为种族灭绝需要两个主要因素，即：代表肇事者实施该行动的明确意图以及由此导致的特定政治、社会或文化团体。牢记这一点，就有可能确定古代世界中两种可能的种族灭绝案例：公元前 146 年罗马对迦太基的毁灭和公元前 416 年在梅洛斯的雅典大屠杀。

迦太基罗马大屠杀

迦太基位于非洲的地中海海域，大致相当于现代城市突尼斯的今天，从400英里罗马。迦太基毁灭的主要来源是历史学家阿皮安和波利比乌斯。迦太基是作为腓尼基殖民地建立的。与通过征服邻国而扩张的罗马帝国不同，迦太基通过与远在英国等地的贸易联系来发展壮大到北部，南部是非洲的现代加蓬（Braudel 2001：218）。迦太基的腓尼基起源意味着该城市在一些方面与罗马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其 在本质上比所谓的民主罗马更公开贵族，其宗教对罗马人来说是一个奇怪的谜，以及它的整体生活观受到东希腊和非洲的影响（Braudel 2001）。

罗马和迦太基逐渐成为地中海两岸真正的超级大国，因此他们之间的战斗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发生在三场布匿战争期间，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罗马人使用拉丁语Punicus术语来指代迦太基人的腓尼基血统，该血统始于公元前 264 年，以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的毁灭告终。之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控制了西西里岛、西班牙和地中海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在149 BCE爆发时推出的迦太基的努米底亚王国在现代阿尔及利亚灾难性的入侵。公元前 149 年，为了应对这场战争，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在西庇阿非洲努斯的指挥下，雅戈尔登陆非洲并开始围攻这座城市。起初，迦太基人试图与罗马人和平相处，罗马人宣布了一系列艰难的条件让他们履行。罗马最初要求劫持人质，并交出该市的所有武器。当所有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后，罗马就下令拆除这座城市并进一步向内陆建造。在这个阶段，背靠墙的迦太基人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尽管罗马军队强大大权之后，这座城市又坚持了三年，直到最终，在公元前 146 年，防御失败，罗马人蜂拥而至。 这座城市的居民被纪律严明的军团屠杀，他们有系统地挨家挨户搬家。Lloyd (1977: 178) 认为这座城市可能拥有多达 200,000 名居民，而 Braudel (2001: 225) 则将人口规模缩小到 100,000 人左右。然而，即使在这个低端，这座城市的屠杀也是巨大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中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幸存者可能从 30,000 到 50,000 人不等，被卖为奴隶。在罗马的直接命令下，这座城市随后被点燃，经过十天的燃烧，一块一块的石头被拆除。波利比乌斯在他的历史，第 38 卷第 3-11 章指出“迦太基人的毁灭是直接和彻底的”，以至于没有迦太基人留下来表达他们的悔恨。

在古代世界，杀死一个居民拒绝投降的城邦的所有居民是很常见的，因此将这一特定事件标记为种族灭绝需要仔细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与莱姆金的种族灭绝概念一致的因素，是罗马显然打算摧毁迦太基及其人民和文化，不管怎样。这一潜在目标可以从罗马在战争爆发前对迦太基提出的越来越难以满足的要求中看出。当迦太基不能再现实地满足要求时，这为罗马人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借口。此外，在罗马的统治精英和民众中，有一种感觉，必须摧毁迦太基以确保罗马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地位。罗马政治家老卡托 (Cato the Elder) 的个人座右铭Carthago delenda est就是更好的总结，意思是“必须摧毁迦太基”，他用来结束所有公开演讲 (Radice 1973: 85)。

梅洛斯的雅典种族灭绝

另一种国家支持的种族灭绝可能是公元前 416 年雅典帝国在与斯巴达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希腊岛屿城邦和梅洛斯文化的破坏，这场战争从公元前 431 年持续到雅典人最终在公元前 404 年失败。这场战斗发生在整个希腊世界，被当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视为具有世界重要性的战争。公元前 416 年夏天，在战斗休息期间，雅典她将注意力转向附近的梅洛斯岛，那里的人虽然声称是斯巴达殖民地的后裔，但迄今为止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雅典人觉得他们不能再容忍爱琴海存在一个公正的国家，因此派代表到岛上要求他们投降。

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中，随后双方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称为“美丽的对话”（Warner 1985）。在这场辩论中，雅典人对他们的意图非常开放，例如呼吁美利安人投降以“拯救你的城市免遭毁灭”。雅典人显然也意识到美利安人是一个微弱的军事力量，而他们将美利安人称为“弱者”和“劣等人”，并认为“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美利安人仍然拒绝投降。Constantakopoulou (2012: 50) 指出，在古代，希腊岛屿，如梅洛斯，往往保持着独特的独特岛屿文化，并为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死亡的所有服役年龄的男人，他们拿了，和销售的妇女和儿童作为奴隶（华纳1985：408）。Meier (1999: 524-525) 表示，这一行动获得了雅典人民议会的批准，涉及谋杀约 1,500 名男子。此外，与其将牺牲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将她们卖为奴隶的决定视为一种仁慈的行为，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对男人的大屠杀的补充，以根除和摧毁美利安社会和文化

正如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一样，雅典人似乎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来摧毁作为一个群体和一种文化的美利安人。这是警告雅典在希腊各地的盟友在与斯巴达的战争期间保持忠诚。梅洛斯的大屠杀当时被认为是不寻常的，考虑到两国之间的残酷战争已经持续了 15 年，这令人惊讶。大屠杀发生几个月后，雅典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创作了强有力的戏剧《特洛伊妇女》，该剧可能直接借鉴了梅洛斯的大屠杀，以集中和谴责战争的野蛮残酷。该剧，设定在夺取特洛伊之后的那段时间，从英雄战争的英勇观点转移到考虑城市失败***的妻子和孩子的痛苦，他们被带到船上面对希腊的奴隶制（Murray 2011）。

结论

总之，我们已经研究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几年中如何定义种族灭绝的概念。我们注意到种族灭绝必须包括两个明确的要素：执行行动的明确意图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独特群体的毁灭。然后，我们探讨了如何将此定义应用于古代世界的两个重要事件，即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占领和雅典在梅洛斯的大屠杀，以论证这些事件可能已构成种族灭绝。

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对北方中国人的大屠杀，死者六千-八千万人。而个别地区屠杀最厉害是什么地方，一个仍是蒙古对呼罗珊的大屠杀，死亡700万，占当地人口的95%；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明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伟大现大作家郭沫若称）对一千万四川人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令人烟密集的四川变成一个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区，直到顺治中，才移湖广实四川，多少恢复了一点生气。

这样血腥的历史是谁故意抹熬的？是谁为了党派利益故意弯曲的？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因为，历史是御用文人编写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更高统治者可以搜括更大限度的财富供自已消费。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战争，事实上中国在历次内乱中死亡的人数恐怕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战争的总和。中央集团的外延总是有限的，因此帝国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骑兵可以向西扩张到准葛尔，恐怕今天中国的领土比印度还要小三分。而事实上，以文明传播领域来说，中国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个，就算是印度文明，传播的空间包括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 *** 等地，也比中国大两部。

中国文化是一个集权的文化，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由于分裂，而是由于集权，集权本身就肯定是内敛锁国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 *** 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 *** ，他们同时杀 *** 也就不打紧。 *** 可由 *** 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 *** 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对北方中国人的大屠杀，死者六千-八千万人。而个别地区屠杀最厉害是什么地方，一个仍是蒙古对呼罗珊的大屠杀，死亡700万，占当地人口的95%；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明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伟大现大作家郭沫若称）对一千万四川人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令人烟密集的四川变成一个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区，直到顺治中，才移湖广实四川，多少恢复了一点生气。

这样血腥的历史是谁故意抹熬的？是谁为了党派利益故意弯曲的？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因为，历史是御用文人编写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更高统治者可以搜括更大限度的财富供自已消费。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战争，事实上中国在历次内乱中死亡的人数恐怕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战争的总和。中央集团的外延总是有限的，因此帝国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骑兵可以向西扩张到准葛尔，恐怕今天中国的领土比印度还要小三分。而事实上，以文明传播领域来说，中国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个，就算是印度文明，传播的空间包括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 *** 等地，也比中国大两部。

中国文化是一个集权的文化，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由于分裂，而是由于集权，集权本身就肯定是内敛锁国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 *** 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 *** ，他们同时杀 *** 也就不打紧。 *** 可由 *** 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 *** 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中央集权主义最可怕的一层，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知识系统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权化。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牺牲地方服从中央，牺牲今天服从将来；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牺牲地方记忆，服从宏伟叙事。于是就连我们的苦难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统一到一个相同的哭泣声中来，四川人的哭泣就会被历史省略，被民族主义叙事一笔勾销。一个四川人可能很真诚的为"扬州十日"而垂泪，但他对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杀却可能一无所知。正如我曾经在四川的乡下特意询问那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所谓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我们的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来塑造和培养的。这种模式一步步教会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会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保持亢奋。

这种模式，成功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记忆，地方的知识，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实上被编排，就是在价值上被藐视。这使众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感上，成为了地方主义的痴呆症患者，和集权体制的发烧友。然而地方主义，是链接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立足之地。我若没有作为一个四川人的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就是虚妄的。我若没有对四川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危险的。如同婚姻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地方主义也是一种最小化的政治集体主义。地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种中道，既能抗衡无 *** 的个人主义，又能适度消解虚妄的天下观与狂热民族主义。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历史观中，张献忠的抗清被赋予太多的民族大义，被给予李自成之后太多绝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张献忠的入川和大屠杀，却是蜀文化三千年历史最悲惨的一场浩劫。在这一年，四川人的敌人是张献忠，而非满清。因此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义，是与其之于中国之一般的意义截然相反的。而与中国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义，是否就是没有意义？如同与全体利益相悖逆的个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当的利益？大陆20年经济改革的更大成就，就是重新确立了个人利益及其权利主体的正当性。而我们未来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则是要进一步确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当性。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为李家的人显然不会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会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义就是培养地方主义的情感，培养一种源远流长的本土价值传统，即宗族与城邦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后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性。当古典的地方主义被消灭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黄子孙。最近大陆也开始流行祭祀黄帝，因为你若已没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黄帝。如果说祭宗庙是古典地方主义的文化仪式，那么祭黄帝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文化仪式。

因此凸现地方真相，在文化上伸张地方的苦难，就与在政治上伸张地方的利益几乎同等重要。

外来政权的两种模式

某种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杀，只是四川两千年来外来政权模式的一个必然结局。就像专制主义国家总会发生饥荒一样，专制主义国家也总会发生屠杀。民主正是一种根植于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讲述美国政坛秘诀的书，作者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种自下而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义，并不能保证杜绝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但却能彻底化解本土执政者发动大屠杀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张献忠大屠杀，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献贼在成都僭位称帝，建号大顺。一般而言，从流寇变成坐寇后，统治者都会开始一个较为开明和温和的阶段。因为涸泽而渔显然是非理性的。但统治者的理性却不能给民众的安全一个包票。因为献贼大屠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杀模式中，通过屠杀进行暴力威慑，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于是屠城以报复。这是两种常见的情形。张献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时间，随即进行了三日的屠杀。这还可以归入报复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献贼在随后两年中进行反复的屠杀，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尽管张献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清入关后的大势。加上坐寇的理性终敌不过流寇的习气。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成为中国史上与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让的两大民贼之一。。

展示战利品而已

铁血战士有着和异形一样的杀戮欲望,却有着不一样的本质 铁血战士拥有一套类似帝王社会的完整社会体系它们把杀戮看成荣誉,终日在太空中游荡任何有生命反映的星球都是它们的目标,它们喜欢收集猎物的头作为战利品 铁血战士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把杀死同类看作耻辱,它们也不会屠杀手无寸铁的对手和怀孕的猎物这恐怕是这个杀戮种族日益强大的原因铁血战士拥有最强的科技,善于多视角观察和自我隐蔽,它们装备有先进的武器和隐形装置,能做到杀敌于无形不过,水能彻底消除它们的隐形

　　自1960年欧洲杯诞生以来，足球规则的革新便有了一条清晰的轨迹。而新规则一经产生往往有不同凡响的效果。

　　1968年 赛制改革

　　在第三届欧洲杯上，参赛球队首次分成8个小组依照双循环方式作赛，小组之一名捉对进行淘汰赛，最后四强进军东道主意大利作最后的厮杀。这一赛制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而在之一届和第二届欧洲杯上只有淘汰赛，一场胜负定乾坤。

　　1976年 点球决胜制

　　过去的欧洲杯比赛，当双方加时赛战平后采用掷硬币正反面的 *** 决定胜负。这种可笑的规则在第五届杯赛时得到摒弃。黑马捷克斯洛伐克队在决赛中就是用点球决胜新规战胜了世界冠军西德队。赛后，亚军西德队队员自发感慨：我们没有输掉比赛，却输掉结果。

　　1980年 东道主直接入围决赛圈

　　进入八十年代，欧洲杯商业气息渐浓。承办国的特殊地位显现。为了照顾东道主的利益从第六届欧洲杯开始，东道主直接入围决赛圈。意大利队受此特惠杀入四强。

　　1996年 三分制和金球决胜制

　　为了鼓励攻势足球的发展，第十届欧洲杯出现了赢球得3分，平局仍各得1分的新规则。而在加时赛阶段谁先失球，谁就“突然死亡”的新规则大大增加了比赛的紧张感。德国队的比埃尔霍夫就是凭借加时赛的一粒金球让捷克队“突然死亡”，德国队最终第三次捧杯。而比埃尔霍夫的这粒金球也是利用新规则报了二十年前的一箭之仇。前面提到，1976年，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队首次运用点球决胜制的新规击败当时的西德队问鼎。真可谓，君子报仇，二十年不晚。万事俱备，只缺新规。

　　2000年 新规更细 主裁减负

　　本届欧洲杯的规则变动更有助于减轻主裁判的压力。其中明确规定，门将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否则将受间接任意球之刑。场外第四官员在球员出现暴力行为后立即通知主裁判，而不是在赛后，助理裁判员可进场协助主裁查看一方主罚任意球时，对方的人墙的距离。4名裁判配备对讲系统，及时联络等。

　　2004年欧足联严打种族歧视和假摔

我们的想象力是被局限了又一场灾难不亚于我国南京大屠杀，现在文明社会中，一个有道德，有法律，有秩序的国家，因为种族矛盾，一百万鲜活的生命竟在百天中全部惨遭屠杀的事件，竟然发生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1994年！事件的起因是源于两国元首的罹难：他们分别是胡图族和图西族的首领，同乘一班机，却被意外击落。这样一来，两族人之间的猜忌和争斗开始了，胡图族人开始疯狂杀戮图西族人，因为种族矛盾不好发声。

1959年，胡图人取代图西人成为卢旺达的统治者，引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暴力冲突。然而，1993年，载有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的飞机在首都附近被击落。胡图族人认为这是图西人策划的谋杀，这也成了两个民族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胡图人在数量上有优势。他们立即对全国的图西人展开疯狂血腥的报复。 *** 中的图西族官员甚至被杀了。

当时，胡图人控制了广播电台，大肆宣扬屠杀，在广播电台煽风点火，让不受自己思想控制的无法控制的人追捕并杀死图西人。甚至图西族女总理和她的士兵也被暴徒屠杀。那时，空气中到处都是血。仅在三个月零不到100天的时间里，该国八分之一的人口即近一百万人死亡。

卢旺达大屠杀却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是外敌入侵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更大，而是他们自己人整自己人才是更大的祸害。翻开世界史，看看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是外敌杀死自己的人多，还是他们自己瞎折腾，杀死自己的人多，就像今天喜欢在网上大肆宣扬种族歧视的那些人，当他们骂别人是野猪皮、余孽时，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格局定在了很低的位置‍‍。